四是对限制复议权的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

一方面，国家须遵守不足禁止原则。与此同时，‘假罗彩霞王佳俊与贵州师范大学的‘教育合同因为违法违规在先，应认定自始无效。

当论及受教育权时，似乎结论也一样：她们都是受教育权受到了侵害。（二）从受教育机会权的角度检讨齐案和罗案中受教育权是否受到侵害 义务教育阶段的受教育权与高等教育阶段的受教育权（即我国台湾地区的受国民教育之权利及受国民教育以外教育之权利）下的受教育机会权相对应的是给付请求权（具有普遍、强迫、免费的特征）与给付分享请求权（需要经过考试或甄选才能入学）。《教育法》第九章所涉及的其他法律责任的条款，如行政处分、刑法处罚，也是准用性规则。否则，它将会损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尊严，而且与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原则相违背。所谓的侵害原告罗彩霞的受教育权，所指的应该是侵害原告的向贵州师范大学主张的给付分享请求权。

因此，我们可以说被告滕州八中和滕州市教委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但绝不能说被告陈克政父女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应该是权利，而不是基本权利——笔者注）。这场论争告诉我们：法院在判决中只能遵守性援引宪法，而不能以适用性的方式进行援引。正因为如此，出生地公民资格权（birth?rightcitizenship）成为了重建时期的最有深意的宪政改造举措之一，因为没有它，便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联邦公民身份的统一与平等。

〔5〕JerryL．Mashaw，Creating the Administrative Constitution：The Lost One Hundred Years of American Administrative Law（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受不同利益驱动的社会运动会通过政治渠道释放出巨大的政治张力，提出修改宪法的要求。Daniel Farber，Lincoln＇sConstitution（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3）。中国呢？清末民初来来往往的政治人物———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还是孙中山———最终也都在早期的国家建构的尝试中拒绝了美国宪法。

但做论文者至少需要同时具备三种知识：美国史、晚清史和日本史，另加梁启超研究的背景。LindaK．Kerber，NoConstitutionalRightstoBeLadies：Womenand the Obligations of Citizenship（New York：Hill and Wang，1998）。

联邦党人执政期间由财政部创建的公共资金的募集和发放机制、关税和国内税的征收机制，以及行政部门内部的课责制度等，对联邦政府的执政都发挥过关键的作用。1787年联邦宪法的创造成为人人念念不忘的美国故事，但早期共和时代的联邦宪制的创造却无人知晓，郑戈希望讲述的正是这个故事。联邦宪法则完成了早期国家建构中最关键的革命：在我们人民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人民概念所携带的崇高制宪权力，将财政宪制的一系列权力———包括征税权、关税管理权、铸币权、借款权、偿还债务权、获取（包括领土在内的）自然资源权、航运管理权、州际贸易管理权、国际贸易（包括贩运奴隶）权等———交予了国会，名正言顺地恢复了无代表不纳税的英国宪法传统，建立了财政宪法的逻辑起点。作者们选取的题目，就国内的美国宪法研究而言，绝大多数是新颖的，也极有启发意义。

这是一个极有创意的思路，但也是一个分量不轻的挑战：美国学界关于林肯研究的成果只能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关于林肯与宪法的研究也是一个拥挤的领域。      在某种意义上，于留振所关注的也是内战前的国家建构问题，但他的目光投向 1853年的一次国会辩论，议题是国会是否应该批准修建一条横跨北美大陆的铁路。反对修建者秉承州权至上的观念，反对赋予总统如此巨大的权威，担心总统会被特殊利益集团收买，破坏行政和立法部门之间的平衡和州与州之间的利益平衡。Mark E．Neely，Lincolnand the Triumph of the Nation：Constitutional Conflictin the American CivilWar，especially PartI．〔8〕林肯曾不止一次地表示了与时俱进的观点。

〔2〕邵声显然注意到了美国学界的这种变化并意识到这个题目的重要性，但在研究思路上，他并不盲目模仿和追随，而是另辟蹊径，将独立战争时代州制宪过程中的公民制造作为研究对象。〔5〕宋华琳认为，19世纪上半叶美国经历了一个急速发展的阶段，其间的领土扩张、市场革命、内陆改造、城市化和几场对外战争等都迫使联邦行政部门（总统）扮演积极的角色，事实上不同的总统也制定了大量的行政法规，组建起执法机构和官僚队伍，以保证依据宪法制定的法律得到有效的实施。

大家似乎都接受一种说法，即真实意义上的美国行政建制和有章可循的联邦财政体制均是起源于内战时期、成形于进步主义时代，并在新政之后才成为国家建构的一部分。根据这种理论的描述，在不同的阶段，社会运动的主体（利益诉求者）通过动员群众、制造话语、利用宪法机制，将利益诉求带入政治谈判，并通过司法机制将利益诉求转换成受宪法保护的权利。

参见 GillianE．Metzger，Ordinary Administrative Lawas Constitutional Common Law，Columbia Law Review，vol．110（2010），pp．479－536。Michael Vorenberg，Final Freedom：The Civil War，the Abolition of Slavery，and the Thirteenth Amendmen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邦联条例》的失败恰恰在于没有赋予邦联政府必要的财政主导权，而使其受制于各州政府的财政施舍或财政要挟。胡文还提到，英国学者詹姆斯·布莱斯子爵的《美国政治论》1891年即出了日译本，此事引起我的极大兴趣。    邵声告诉我们，州制宪过程中的公民制造不是一个简单的改换称谓的过程，臣民的概念并没有被立即抛弃，公民的身份也没有立即自动地赋予每一个殖民地居民。正是在内战中，国会共和党人根据汉密尔顿的财政思想，以联邦国家信誉为担保向人民借贷，发行战争债券和绿背纸币，创办国民银行体系，将联邦政府与北部各州的人民连接在一起，构成一个财政共同体。

田雷特别提到，19世纪 30年代的释宪者们———包括亨利·克莱、丹尼尔·韦伯斯特、安德鲁·杰克逊等———所持有的宪政话语对林肯具有重要的影响，并提到了西部州进入联邦的经历对林肯的影响（这一点是非常值得展开讨论的）。领土的急速扩张和铁路的发明推动不同的利益集团在 20世纪 30年代就提出了修建横跨北美大陆铁路的建议，但因为区域利益的争执，国会始终无法就此达成一致的意见。

〔8〕但田雷也格外提醒我们，林肯的不法治并非是一种任性，而他在新旧宪政秩序交替的时刻努力寻求和把握法治的坚持与法治的变革之间的平衡，则表现出了一位伟大政治舵手所需要的平衡和审慎。他曾数次到美国访问，并曾作为牛津大学的法学教授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美国史研讨班上与学生讨论过《论美国的民主》。

布莱斯出生于 1838年，正好是《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与第二卷出版之间。NaeM．Ngai，Impossible Subjects：I llegal Aliensand the Makingof Modern Americ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

如果真是这样，我希望作者和读者原谅并指正。〔１〕阎天论文的时段应该是以 ２０世纪后期为主，讨论的是美国宪法变化过程中遭遇的一个极为现实的难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理论交锋。的确，近年来在美国史学界，跨国史研究蔚然成风，跨越大西洋的研究已经是成果累累，但跨越太平洋的跨国史研究才刚刚起步，因此，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应该是大有可为的，包括对美国宪法国际化的研究。我觉得，宋的真正意图是将行政法史纳入到宪法史的研究范围中来，为此他呼吁其他的学者加入，提供更多的写实性研究。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编辑部及其主编李秀清教授通过田雷教授邀我写一个导言，我感到很荣幸。盖勒廷虽然是忠实于杰斐逊的民主共和党人，但接任财长之后，并没有推翻汉密尔顿的财政建制，而是进一步建立起问责制度，并在西进运动、内陆改进等方面采取积极态度。

〔3〕在时段上紧随邵声论文之后的是宋华琳和郑戈的论文。如何做到这一点，是多元主义法律思想面临的挑战。

他们把美国宪法、美国宪法史、美国宪法的思想与实践作为一种知识来面对。所以，直到今天，司法释宪政治化的趋势不是减弱，而是愈加强烈。

〔9〕 在某种意义上，jamesbryce，theamericancommonwealth，2volumes（1888）应该是与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齐名的外国人观察美国政治制度的著作。相反，我们可以从田雷的研究中悟出，林肯的伟大不在于他是他宣示的宪政思想的原创者，而在于他在联邦面临危机的时候能够将零散的正统的宪政传统有力地组织起来，以简洁、有力的语言宣示出来，这也许可以被认为是林肯对美国宪法史做出的最伟大、最及时的原创性贡献。其次，七位作者分别来自法学、史学和政治学领域，都有过在国内外学习和从事研究的经历，他们的写作在问题设置和研究方法上非常自然地展示出一种多样性，实际上构成了一场当下中国学者针对美国宪法史研究的跨学科对话，这对于本领域的健康发展十分重要。Kenneth L．Karst，Belonging to America：Equal Citizenship and the Constitu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

面对这种困境，多元主义者倾向于直接回应社会运动的要求，允许社会运动直接进入司法过程，而原旨主义者则强调对原始原则的坚守，与后者接近的复兴共和主义者则认为，法院只能在社会运动的诉求与公益相重合时才能顺从前者的要求。我想，他不是说美国真的有一部宪法之外的财政宪法，而是希望用一种警醒的语言告诉我们，财政是早期美国宪法史的灵魂。

真实意义上的联邦财政革命的发生还要等到内战时期。的确，内战时期林肯遵循的最高政治原则是联邦的生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为了挽救联邦的生存，林肯不再固守过时的教条，而代之以与时俱进。

胡晓进的一篇则是通过一个看似平淡的学术考证将我们带回到美国宪法研究在中国开始的启蒙时代，敦促我们反思不同时代的中国人为何会对美国宪法充满了乐此不疲的兴趣以及如此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在今天究竟有什么意义。宋的立意很新，但因为题目巨大，所以到目前为止他的论文更多的是提供了一个研究轮廓或研究思路，文中每一个行政法或建制几乎都可作一篇大文章，但如何讲述其中的宪法内容，则需要进一步的努力。